這篇社論對可證偽性的說法好像有點怪，大家覺得如何？
科學（science）是什麼？這應該是所有自認為是科學家的人最最基本的常識。大哲學家Karl Popper有以下經典的描述：科學家提出的是「可以被證明為偽的假說（falsifiable hypotheses)」。科學家之所以要做詳細的實驗室記錄、要在論文中仔細交代每一步細節，就是要讓「別人」得以檢驗重複，或是讓別人能挑戰、證明其假說中的瑕疵。因此，所有的科學研究者有提出實驗細節的義務；這裡的舉證責任在研究者，而不在質疑者。如果要求質疑者提出某研究「造假」的證據，那麼天底下沒有一樁研究造假案能夠成立。每位當事人都只要說「資料丟了、電腦壞了、助理跑了、過程忘了」就能卸責，那麼其假說是永遠無法「被證明為偽的」，這還叫科學嗎？台灣科學界若接受這種遁辭做為有說服力的證據，這是荒唐透頂的邏輯。
我沒有科學背景，所以可能會講得有點空洞。
我感覺這段好像是混淆了「假說」（理論語句）和「實驗過程」（經驗現象）。
我的理解是，就算某科學家檢驗某假說的實驗過程沒有詳實記錄，這也不礙那假說本身具有可證偽性－不論是邏輯上還是實務上。
但有些時候如果面臨的假說是沒有多種驗證方式可選，只能不斷重複某種方式以提高驗證的樣本數，那麼一開始聲稱用這方式成功驗證的科學家若沒有提供細節，就會是造成別人重複實驗（證偽實驗數據？）的不方便，也間接成為別人證偽假說的不方便（儘管那還是「有可能」）。或許作者心裡想的是這層意義上的可證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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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來台灣學術界出現一項醜聞疑雲，交通大學黃國華教授刊登在國際期刊的文章，因為研究結果太完美，又沒有提供原始數據，受到國內外一些學者質疑。刊登該文的《自然奈米》期刊將文章撤下，並函請交通大學調查。對此，黃國華實驗室的回應是，該實驗委外進行，目前實驗儀器、資料已不知去向。隨後則傳出科技部打算因為「證據不足」而輕判此案的風聲。接著，朱敬一、牟中原和孫以瀚三位學者聯名撰文「研究造假，一句『資料丟了』就卸責」，主張說：維護完整的實驗過程和數據供同儕檢驗，是科學家的義務，不能作為卸責理由。
「科學的實踐方式之一，是進行可供複製的實驗」在當代幾乎已經是所有科學社群認同的「常識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三位學者即便論述的是如此基本的常識，卻還是引用了科學哲學家Karl Popper的否證論（falsificationism）：
『…Karl Popper有以下經典的描述：科學家提出的是「可以被證明為偽的假說（falsifiable hypotheses)」。科學家之所以要做詳細的實驗室記錄、要在論文中仔細交代每一步細節，就是要讓「別人」得以檢驗重複，或是讓別人能挑戰、證明其假說中的瑕疵。因此，所有的科學研究者有提出實驗細節的義務；這裡的舉證責任在研究者，而不在質疑者。如果要求質疑者提出某研究「造假」的證據，那麼天底下沒有一樁研究造假案能夠成立。每位當事人都只要說「資料丟了、電腦壞了、助理跑了、過程忘了」就能卸責，那麼其假說是永遠無法「被證明為偽的」，這還叫科學嗎？台灣科學界若接受這種遁辭做為有說服力的證據，這是荒唐透頂的邏輯。』
Popper提出「可否證性」（falsifiability，有人翻做「可證偽性」）作為科學假說必備的條件，最初是因為，在六零年代他主要關注科學的「劃界問題」（the problem of demarcation）：科學和非科學（神話、算命…）要怎麼區別？我們不能說：「很簡單啊，進不去大學的就是非科學，進得去的就是科學」，因為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問：「是什麼重要的區別，讓某些「生產論述的行動」可以進入大學，而另一些不行？」所以，對於「劃界問題」，若要給出有說明力的答案，這個答案必定不能建立在現有社會待遇、地位、機構的劃分上。
對於這個問題，Popper給的答案是：科學假說具備可否證性，非科學假說則沒有。這裡的「可否證性」，並不是說科學假說都是錯的，或者都有瑕疵，而是強調：
每一則科學假說，都必須保有這樣的可能性：
當特定的證據出現，這則假說就被推翻。
這是一個假設性的條件，保有「因為特定證據出現而被推翻的可能性」，並不代表這則假說現在就已經被推翻，因為那些特定證據或許還沒出現，或許永遠都不會被找到。事實上，我們現在死心塌地接受的所有科學假說，幾乎都具備這個條件：
雞蛋假說：在地表，把手放開，雞蛋總是會墜落
大概沒有人覺得雞蛋假說是假的，然而我們也都可以同意，若有一天某個雞蛋在脫離你的掌握之後繼續浮在空中，那麼這個離奇的事件就可以成一個證據，來推翻雞蛋假說。（當然，你要如何說服其他人相信這個事件真的有發生，則是另外一個問題）
對於Popper來說，上面這些歡樂順暢的程序，不見得會發生在非科學領域裡。你可以想像，某個占星師做了這樣的判斷：
占星假說：當天后宮和水星重疊，而月亮沒有下沈到銀河裡，宜蘭會發生大災難。
然而，當有一天這些條件都滿足了，而宜蘭卻風平浪靜，占星師會承認自己的假說有問題嗎？Popper認為不會，在他的理解裡，占星師是一群點滿找理由技能的人：
「噢，那是因為今年正逢天輪大轉移，所以位於東北角的宜蘭獲得加權，抵銷了快要引爆的業力」
Popper認為，理論進展的必要條件，是學者誠實面對自己的瑕疵，並且修正或更換理論，因此你可以理解，他無法接受那些總是為瑕疵找理由的人宣稱自己是在「做科學」。
當然，就如同其他所有哲學理論，Popper的理論也受到不少挑戰。有人指出科學界似乎也有一些具代表性的理論（例如演化論）在本質上不可能否證，另外一些人則主張：「找理由」這件事情在科學實踐裡也不少見，科學家的互動並沒有Popper想得那麼簡單。即便如此，Popper的影響力依舊散佈在當代，而後來主要的科學哲學理論，也幾乎要嘛是對Popper的回應，要嘛沿用了Popper理論當中的重要精神。
朱敬一、牟中原和孫以瀚三位學者的投書，就是沿用Popper理論的精神來為科學提供建言的例子。從「雞蛋假說」和「占星假說」的對比，你可以看出，要判斷一個假說到底有沒有可否證性，很大程度倚賴提出假說的人提供的學術細節，以及他面對質疑的態度。對於Popper來說，把假說描述得越完整越詳細，可否證性就越高（因為同儕能因此掌握越多「如果這件事情沒發生，就代表你搞錯了！」的細節）。
當然，好的科學家不見得需要真的讀過Popper，但是他們大概都會同意：一份好的科學報告，不單單要描述假說和結論，還必須把實驗過程、使用的儀器記錄得明明白白。科學報告的可否證性必須夠高，這不只是現代科學社群互動的原則之一，甚至還成為學術倫理上的要求。這個事實也彰顯了：不論Popper的整個否證論是否成立，他關於可否證性的洞見，跟科學社群默認的那些原則確實大致一致。作為哲學家，Popper試圖把這些默認的抽象原則整理出來，並為它提供知識論上的基礎。而這樣的整理，也回過頭來對社會上出現的科學討論提供了幫助，朱敬一、牟中原和孫以瀚三位學者的投書，就是一個例子。
有些科學家對於科學哲學敬而遠之，另一些科學家則不吝於表達自己的輕蔑，例如科學家費曼就有一句神婊：
「鳥類學對鳥類有多大幫助，科學哲學對科學家就有多大幫助。」
在每個文明社會，隨時都有一些人認為哲學至高無上，可以統御並指導其他學科。哲學當然沒那麼偉大，差得遠了。或許是這份落差導致費曼不爽。事實上，哲學家能對科學行動提出建言，並不代表哲學位階比較高，它代表的是，科學作為人類集體的行為，不管是結果、過程或結論，都無法和其他學科的思考切斷，也無法避免來自四方的評價和批判。
